东西问丨阿塔西：中国瓷器如何影响泰国陶瓷的形与神？金牛所
中新社曼谷10月27日电 题：中国瓷器如何影响泰国陶瓷的形与神？
——专访泰国陶瓷考古与贸易史学者阿塔西·素堪
作者 李映民 赵婧楠
中国与包括今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商贸往来源远流长。中国瓷器漂洋过海，深得泰国人喜爱。历代暹罗王室尤为珍视，不仅大量收藏，还曾向中国窑场特别订烧御用瓷。在中国影响下，泰国逐步建立起本土窑业体系，融合中式工艺与本土审美，形成独具特色的陶瓷风格。
中国陶瓷如何影响泰国陶瓷文化？又在中泰文化交流中扮演什么角色？近日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泰国陶瓷考古与贸易史学者、泰国清迈文化博物馆项目代表及藏品管理负责人阿塔西·素堪，对此作出解读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能否简要介绍泰国陶瓷的发展史？
阿塔西·素堪：泰国陶瓷的发展可追溯至公元11至12世纪高棉时期。彼时的釉陶作品受到中国宋代陶瓷的深刻影响，多采用青绿色、灰绿色或褐色釉面，结合刻划与压印等装饰技法。
自13世纪下半叶起，元明两代中国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大量流入东南亚。这一时期的泰国陶瓷，借鉴中国的青瓷、白釉与青花瓷等，在器形、釉色与装饰语言上趋于规整优雅，实现本土化延展。
18世纪以后，大量华侨华人移民在暹罗定居。中国青花与各类彩瓷源源输入，成为王室与民间日用及宗教礼仪中的要器。其间，中国景德镇工匠依据泰国宫廷规格定烧五彩瓷，成为泰中陶瓷交流的深度协作范式。
19世纪中叶，暹罗开始购入陶土等原料，推动五彩瓷的本土化生产，由泰国匠师自行设计、绘饰、施釉并入窑，形成泰式风格鲜明的五彩器物。其纹样题材除宫廷吉祥图式外金牛所，也大量取材本土文学与史诗，如《罗摩衍那》《伊瑙》等。由此，泰国五彩瓷既承接中国瓷艺的工艺体系，又融汇泰国的神话与宫廷素材，严整典雅又不失灵动。
泰国陶瓷在“形”与“神”两方面，广泛借鉴中国瓷器，经过与本地信仰、宫廷审美和社会结构的交织重构，最终形成本土陶瓷文化。泰中陶瓷交流史，实际上就是一部以器物为媒介、以文明互鉴为核心的文化交往史。
兰纳时期的绿釉与釉下黑彩陶器，展现出15至16世纪中国瓷艺对当地的深远影响。现展出于清迈国家博物馆。受访者供图
中新社记者：在工艺上，中国瓷器的传入如何推动泰国本土瓷器的发展？
阿塔西·素堪：泰中的陶瓷交流，是以技艺为媒介的文化互动。自古以来，中国陶瓷在东南亚多地，既是贸易品，也是技艺与文化传播的载体。
中国瓷器的传入，为泰国陶艺提供了系统化的生产范式。素可泰与西萨查那莱等地的古窑遗址表明，当地窑炉借鉴了中式龙窑与馒头窑的原理，并在材料与形制上加以改良，以适应本地资源与环境。这种吸收与调整，推动泰国陶瓷由分散手工向区域化生产转型。
同时，中国经验也激发了原料与釉料的本地创新。东南亚缺乏高岭土与钴料，泰国陶工以本地黏土和氧化铁颜料为基础，发展出釉下黑彩体系，并通过调控窑温与配方，烧制出质地坚实、色调温润的器物。
此外，泰国陶工在吸收中国技艺的同时，与周边国家工匠形成以泰国北部为中心的交流圈，使制瓷技艺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不断延展。
总体而言，中国瓷器的传入不仅提供了工艺范式与审美参照，也促使泰国陶工在材料、窑炉与烧造上不断革新。这一过程推动泰国陶瓷由实用走向精工，并为其美学与文化的再创造奠定了基础。
中新社记者：从“形”之层面看，中国陶瓷的造型理念与形式规范如何被泰国陶艺吸收？
阿塔西·素堪：中国陶瓷的器型结构与纹饰表达一直深刻影响泰国陶艺。泰国并非单纯复制中式范式，而是在吸收其造型秩序与构图美感的同时，将佛教意象、自然图案与本土装饰传统融入其中，在中式秩序与本土感性之间取得平衡。
素可泰与西萨查那莱时期的高足碗、高圈足盘等器形，虽承袭中式比例与形制，但在结构上更注重线条的流动与造型的轻盈，呈现出泰人偏好的“柔和与灵动”之美。
泰国陶工在中式造型体系与装饰语汇上，实施了本土化的创造性改造。其所称“五彩”与中国语境相同，属工艺名目，而非字面“五色”之实数——传统作品常见三至八色不等，而经系统训练的泰国匠师可稳定运用逾三十种釉色。泰国五彩瓷还在传统器身结构中融入手鼓形、莲瓣形等本土母题，形成兼具东方秩序与热带张力的视觉风格，充分体现“以中为师、以我为体”的艺术立场。
约15至16世纪间，兰纳王国出土的明代白釉、青花与釉上彩瓷器，展现了当时中泰间的陶瓷交流。现展出于清迈国家博物馆。受访者供图
中新社记者：从“神”之层面看，中国瓷器所承载的符号与理念是如何被吸收进泰国陶瓷的？
阿塔西·素堪：自14世纪起，泰国陶瓷的精神意涵，逐渐呈现出泰中交融的特征。泰国工匠将佛教符号与热带自然意象融入陶瓷装饰，使其象征体系成为精神层面的再诠释。
常见的神话人物与动物形象，如合十祈福的天神、守护王权的狮神、海兽与龙蛇等，都被赋予护佑、祈福与祥瑞的寓意，体现出泰国文化对神性与和谐的精神追求。中国的寓意符号也被重新解读，例如“双鱼”纹样被视为“多福与丰产”的象征，莲花、牡丹、菊花等纹饰虽非本地花卉，却因其吉祥寓意被广泛沿用。由此，一种以信仰、吉祥与生命崇敬为核心的泰国宫廷美学逐渐形成。
与中国瓷器常见的“童子嬉戏”“八仙过海”等叙事题材不同，泰国陶瓷更强调宗教性与象征性，其图案承载的不是故事，而是祈福与信念。这种再创造不仅展现出艺术层面的融合，更反映出泰中之间跨越地域与信仰的精神共鸣。
中新社记者：中国瓷器的引入，是否帮助泰国陶瓷发展出一种跨文化的艺术身份，同时保留其本土特色？这一过程对理解中泰文化交流有何启示？
阿塔西·素堪：中国瓷器的传入不仅深刻影响了泰国陶瓷在技艺与美学层面的演进，也推动其逐步形成一种兼具本土精神与跨文化特质的艺术身份。
自宋元以来，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东南亚，成为泰国陶工学习与再创造的重要范本。与此同时，泰中之间长期的外交与商贸往来，为陶瓷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持续动力。
泰国在吸收中国技艺与审美理念的过程中，结合自身的宗教信仰、社会结构与地域文化，融汇印度及东南亚艺术传统，创造出具有独立风格的陶艺体系。泰国陶瓷既保留了中国陶艺的形式美与工艺理性，又孕育出本土的宗教象征与精神意涵。
当地时间2024年6月13日，多国外交官在泰国南部陶公府考察手工业。 中新社记者 李映民 摄
从更广阔的视野看，陶瓷只是泰中文明交流的一个缩影。除陶艺技术外，中国的思想观念、审美趣味与生活方式也通过贸易、外交与移民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泰国社会。这一历史过程表明，泰中文化互动从不是单向移植，而是基于相互理解与创造性转化的双向交流。这种以“器”为媒、以“艺”通心的互动，构筑了两国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的历史图景。(完)
受访者简介：
阿塔西·素堪。受访者供图
阿塔西·素堪(Atthasit Sukkham)，泰国陶瓷考古与贸易史研究学者，现任清迈文化博物馆项目代表及藏品管理负责人、曼谷SAC画廊博物馆项目负责人。他长期出任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副馆长，策划并参与多项国际陶瓷学术展览与馆际合作项目。阿塔西毕业于泰国艺术大学，获史前考古学硕士学位金牛所，研究领域聚焦于泰国古代陶瓷、沉船遗址、水下考古及海上丝绸之路，尤其关注陶瓷在中外交流框架下的跨文化流动与历史作用。他多年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与会议上持续发表研究成果，系统阐释陶瓷在海上贸易网络与跨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，并积极推动东南亚陶瓷考古与全球学术界的知识互通。
